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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11月4日，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怀俄明州家中去世，终年84岁。消息传出后，全球媒体毫无悬念地使用了类似的表述：“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最具争议的副总统”。有人为他的坚定和果断致意，也有人仍在重新审视那场战争的代价。
从白宫幕僚长到共和党党鞭，再到副总统，切尼的职业轨迹覆盖了美国冷战后全部关键节点。：他主导过海湾战争的军务调度，也是911事件之后反恐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他是小布什政府的“影子中枢”，也是一个深谙美国程序规则、擅长绕开制衡的实权操盘手。
公众为什么对他如此难忘？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权力中枢的位置，还因为他仅凭副总统的身份，亲手干预了国家安全、战争动员、能源政策乃至法理解释等核心领域。
他留下的是一份不止于“副职”的政治遗产，也是一张绕不开的问责清单。
正因为如此，每当有人提起经典美剧《纸牌屋》中那个在幕后中操盘一切的主角安德伍德时，切尼这个名字总会被拉出来作比较——切尼或许就是人物原型之一，并且这种联想仍然有迹可循。
但也许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在美国这样的宪政体系中，一个有野心的副总统，是如何一步步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战争与和平？
幕僚长、党鞭与CEO
切尼的副总统生涯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靠选票爬上权力巅峰的人。他在白宫、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长期浸淫，使他比许多民选高官更懂得真正权力藏在哪些看不见的会议和行政程序之中。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出身上，1941年，切尼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在怀俄明州卡斯珀长大，作为选民人口最少的州之一，却能在华盛顿的核心权力层盘桓数十年。这种逆势上行的路径，背后靠的不是公众魅力，而是对体制运行机制的熟稔和技术官僚式的冷静执行力。同时，年轻时的切尼也并不算一路顺利：进过耶鲁大学但却中途退学，后来转回怀俄明大学才拿到学位。
这种“不那么完美”的学业履历，在一群精英背景的美国政客里算不上加分项。
上世纪60年代末，他从国会实习生做起，随后进入行政部门。1975年，年仅34岁的切尼被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命为白宫幕僚长。这个职位不出镜头、不上新闻，却手握日程、资料和人员调度权，是政策层面真正的“第一道门槛”。
切尼在这个岗位上磨出了他惯于控制议程、淡化公开性、维系政策连续性的政治风格。他不追求话语权，而是直接影响决策路径，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了他后来的所有角色。
1977年，福特政府离任后，切尼返回家乡怀俄明州参加国会众议员选举，当选后连任六届。在众议院，他从一名稳健保守派议员起步，很快晋升为党内要职。1989年，他被选为共和党党鞭，进入党团核心，负责协调内部票数与议程方向。
就在他担任党鞭不久，老布什总统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从国会调入内阁，切尼成为五角大楼的负责人，时间正值冷战尾声与中东局势动荡之际。
1991年，他以防长身份主持海湾战争军事调度，美军成功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在这场由多国联盟组成的行动中，切尼主张快速达成既定目标、避免深入伊拉克本土。他曾明确反对“乘胜追击攻占巴格达”，理由是战后治理风险过高，美国不宜陷入长期泥潭。
这种审慎态度，在当时赢得了不少军方与政策界的认同。但也正是这次“战略克制”，构成了他日后伊拉克战争态度转变的参照背景。
1993年民主党上台后，切尼暂时淡出政坛，进入商界，出任哈利伯顿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州的大型能源工程公司，长期承接政府后勤、油田开发和军用工程合同。在他主政五年间，公司大幅扩张，国际业务拓展至战后巴尔干、非洲等地。他以高额薪酬与期权收益离职时，已是政府—军工—能源三者交叉系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当2000年共和党再次竞选总统时，小布什找上切尼，让他协助挑选副总统人选。结果，这位“临时牵线人”反倒成为最终搭档——凭借华盛顿经验、军事履历和对体制熟稔的优势，切尼正式回归权力核心。
反恐、动员与战争
副总统身份并没有改变切尼的风格。他依然习惯躲在前台人物之后，依靠程序、通道、文件和会议，搭建属于自己的影响系统。
而真正让这套系统全面启动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国家危机。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客机撞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当时切尼被迅速转移至白宫地下掩体，开始协助总统应对突发事态。在那个全社会焦虑与恐惧急剧上升的时刻，小布什政府宣布进入“反恐战争”模式。公众需要强力政府，而切尼为政府设计了一整套强力工具。
他深知如何绕开制衡。在副总统办公室，他组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与国防部、情报系统、司法部之间建立“快速通道”。这些人在技术上不属于内阁，却掌握实质话语权，能左右关键政策走向。
《爱国者法案》迅速通过，政府监听权限急剧上升；关塔那摩拘押中心在司法灰区内设立；强化审讯技术，包括水刑，被重新命名为“增强型讯问”，被包装成合法工具。切尼不是这些措施的唯一设计者，却是其中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反复强调：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权限。国家不能被程序束缚。
他还提出一种新的权力解释逻辑：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在战时享有“超宪法权限”，副总统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立法和司法机构。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行政部门广泛采纳，却在日后被联邦法院和人权组织反复质疑。
这一切为切尼的第二步行动提供了路径——将反恐行动推进至伊拉克。
2002年夏天，切尼在退伍军人大会上明确表示：“毫无疑问，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这不是怀疑，而是已定之论。他强调，这些武器将威胁美国本土与盟友，暗示如果不先发制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场动员迅速在政府内部展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中情局、国务院都开始围绕“武器”和“基地组织”建立伊拉克联系的线索。切尼频繁访问中情局总部，直接与情报分析人员交谈，强调情报必须“清晰、有说服力”。结果是，部分未经验证、甚至已被驳回的信息被再次整合进政府公报中，包括所谓的“铝管离心机案”和“从非洲购买铀”传闻。
2003年春，美军攻入巴格达。战前，切尼曾断言伊拉克人民会把美军当作解放者欢迎。但战后局势迅速恶化，暴力冲突不断，驻军压力激增。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被找到，情报基础也被证明严重失实。
情报、权力与老东家
在这场充满争议的战争中，另一个名字再次浮现：哈利伯顿。
切尼在2000年就任副总统前已正式辞去CEO职务，也出售了大部分公司股份。但他保留了一份此前签署的递延薪酬协议，根据合同，每年仍从哈利伯顿领取数万美元的补偿性收入。
合同本身合法，但在战争背景下，这份收入变得极为敏感。
美军攻入伊拉克后，哈利伯顿及其子公司KBR迅速获得多项重建和后勤合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一份金额高达70亿美元的“无竞标合同”，由陆军工程兵团授予KBR，用于伊拉克油田应急维修。依据是切尼任内与军方签署的后勤框架协议。
此后几年，哈利伯顿成为伊战最大军工承包商之一，涉及油田恢复、军事营地搭建、食品供给等多领域。国会启动多轮调查，虽未查出切尼直接干预证据，但程序的不透明、金额之庞大，加上他本人履历背景，使得这场合同风波成为美国政治伦理讨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媒体称之为“副总统帮助前东家掘金战场”。法律上无法界定为违规，但政治观感极差。
这场风波持续多年，成为美国政治权力失控的另一个例证。不只是因为金额本身，更是因为战争、情报与企业合同这三者的交叉，在切尼身上几乎重叠到了极致。
黑箱、酷刑与“邪恶天才”
除了大战略，切尼在执政风格上的很多细节，也增加了他人生故事的“戏剧张力”。
最常被提起的一点，是他的强烈保密倾向。作为副总统，他以“擅长在黑箱中运作”著称：能源政策小组与企业高管的会晤记录迟迟不愿公开，面对信息公开请求，他的团队曾尝试从“副总统既属于行政又属于立法、因此不完全受约束”这个角度做法律解释，这在美国国内都被视为非常激进的法律用法。
在对待恐怖嫌疑人的审讯问题上，他的立场同样一条路走到黑。水刑等“增强型审讯技术”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认定为酷刑，他仍然坚持这些手段属于合法讯问，是防止恐袭的必要工具。对人权组织和自由派来说，这几乎直接把他放到了“负面典型”的位置上。
利益冲突方面，他与哈利伯顿之间的历史，又不断被各类听证会、调查报道翻出来。支持者强调递延薪酬的法律合规性，反对者则强调公众观感和道德风险——在一个已经高度怀疑战争动机的社会氛围中，这种细节把反感情绪进一步推高。
在日常生活层面，他还经历过一场极具“故事感”的事故。2006年，他在得州打猎时误伤朋友哈里·惠廷顿，消息延迟近一天才对外公布，媒体一度铺天盖地。虽然惠廷顿后来复原并公开表示原谅，但这件事迅速成为美国政坛的段子素材，“副总统打中自己的朋友”成了很多讽刺作品的固定桥段。
面对这些外界标签，他并没有一味回避。长期以来，他被一些人称作“达斯·维达”（星战里的反派），他自己也在电视节目里配合过相关梗，还用过类似“难道我是躲在角落里的邪恶天才吗？这样运作其实挺不错”的说法自嘲。这类回应，一方面显得他并不怕被妖魔化，另一方面也强化了那种“冷静、算计、偏爱幕后”的公众印象。
有趣的是，在社会议题上，他又展现出与传统保守派不完全一致的一面。次女玛丽是同性恋者，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接纳，认为同性伴侣关系应得到法律承认，这和当时共和党内推动禁止同性婚姻的主流立场存在明显差异。
辩白、家庭与分道扬镳
在切尼卸任副总统后，并未急于洗白或解释。
他出版回忆录《我的时代》，继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辩护，也毫不讳言与其他政府高官之间的分歧。他公开批评赖斯“天真”，讽刺奥巴马“缺乏现实主义”。
2018年，电影《副总统》上映，由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切尼，形象极尽讽刺与夸张。这部电影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但切尼本人未作公开回应。他的沉默反倒强化了公众对“冷血操盘手”的印象。
进入特朗普时代，切尼的政治立场又让很多人重新审视他。他并不认同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尤其在2021年国会骚乱及之后的处理上，态度明确。长女莉兹·切尼在国会中因坚决反对特朗普的说法、支持调查骚乱事件，被党内清算、丢掉领导职务，最终也没能连任。
这一次，切尼站到了台前。他罕见地出现在女儿的竞选广告中，直指特朗普是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上对共和国威胁最大的人，并表示自己在大选中不会投特朗普，而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对很多传统共和党选民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与“本党大佬”公开翻脸。
这几件事叠加起来，让他的晚年形象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反差：
一方面，他仍是那位拒绝为伊拉克战争认错、坚定维护反恐铁腕政策的保守派；另一方面，在选举制度和宪政秩序的问题上，他又站在反对煽动民粹的一侧，哪怕因此与自己所属政党主流分道扬镳。
切尼的纸牌屋权谋逻辑
切尼去世后，美国多家媒体的评价里面，有两句话反复出现：一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之一”，二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切尼，都不得不承认，他把副总统这个本被视为礼仪性“等待岗位”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可实际运作、可深度介入国家决策的权力节点。
不同于如今的特朗普，他没有叫嚣修改宪法，也没有公然违反规则，却在所有制度允许的模糊地带，推动了战争、扩展了情报权限、主导了预算分配。
从法理上看，他的所有操作从未越线，却始终贴着红线前行。
他证明了，美国政治体系并不总是受法律约束，而当一个足够熟悉程序的人重新解释后，美国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形变。
与其说切尼是纸牌屋主角安德伍德的原型，不如说他代表的是一种现实版“纸牌屋逻辑”：熟悉程序、擅长在灰色地带做决策、愿意在危机叙事下推高行政权的上限，同时又和资本世界保持千丝万缕的关联。
剧集把这种逻辑夸张成谋杀、阴谋和镜头前的独白，而在现实里，切尼则是在文件、合同和法律意见书里完成这套权力的运作。
正如《华盛顿邮报》的讣文：“直至今日，对于切尼在伊拉克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美国朝野仍在辩论：他究竟是被错误情报误导，还是蓄意误导了整个国家。” | 
发表于 2025-11-4 21: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