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政府于2025年12月4日深夜正式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历届版本相比，新版报告将“文明安全”置于首要地位，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安全。这一调整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安全理念上的重大转变：从过去聚焦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转向强调文明安全与经济安全。这一思维转变对中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战略压力仍将持续，但打压方式将会出现明显变化。本文将深入解读新版国安战略背后的逻辑，以及中国在此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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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以往版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突出强调“文明安全”，并将其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甚至置于意识形态安全之上。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安全议题优先顺序上的重大调整。过去历届美国政府主要关注地缘政治安全（如大国竞争、地区冲突）和意识形态安全（如西方民主对抗非西方民主）。而此次特朗普政府却把“文明安全”与经济安全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美国所面临的生存性挑战，更多来自于美国自身文明活力和人口结构的内在问题，而非源自外部意识形态敌人。
新版报告明确提出美国人的“文明优势”。报告称，只要最优秀的美国人能够被雇用、晋升和表彰，创新和繁荣就会随之而来；但如果美国的才干被摧毁或受到系统性压制，那么包括基础设施、国家安全、教育和科研等在内的复杂体系都将无法运转。换言之，如果“唯才是举”的传统被“政治正确”取代，美国历来在科技、工业、国防等领域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报告甚至警告说，某些激进意识形态若以牺牲能力和功绩为代价推行所谓的平权，将使美国陷入“不再像美国”的危险境地。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内部的人才竞争力和文明活力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石。这种对于“文明安全”的强调，是以往美国国安战略报告中从未有过的。
报告还对美国和西方面临的“文明消亡”现实发出警告，尤其点名批评欧洲的现行政策。报告认为，欧洲许多政策导致民族认同和自信心的丧失，若这些趋势继续，下一个20年内欧洲大陆将“面目全非”。报告直言不讳地批评欧盟等超国家机构侵蚀自由、压制主权，导致欧洲社会活力衰退。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甚至宣称将干涉欧洲内部事务，以恢复欧洲的文明自信和西方身份认同，让欧洲变得“伟大”。例如，报告呼吁美国支持欧洲那些“爱国者”和“真正的民主力量”，在欧洲各国内部培植对当前发展路线的抵制力量。这意味着美国有意影响欧洲政治走向，帮助其走出所谓“文明自杀”的道路。
特朗普政府强调“文明安全”的背后是美国安全理念的重要转变。过去，美国精英相信自由民主价值具有普世意义，可以跨越文明差异，把不同文明的人们团结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正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所言，西式自由民主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形态，其他文明最终都会接受这一模式。在这种观念下，文明差异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大熔炉”加以消解，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文明冲突”。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强调美国并非与伊斯兰文明为敌，而是将恐怖分子视为极端邪恶的少数。这种言论体现了美国主流政治当时的信念：不同文明间的分歧，可以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价值体系内得到弥合。
然而，特朗普政府此次将“文明安全”置于突出位置，意味着他们认为美国文明本身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外国意识形态渗透，而更像是一种“内在的衰败”或者“文明自杀”。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深感美国文明前途堪忧，他们相信如果当前趋势延续，美国白人在本世纪中叶沦为少数，美国将不再是他们熟悉的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多达61%的特朗普选民认同某种形式的“种族替代”论调——即认为政治精英有意透过移民更替人口，从而“替代”白人选民。这种阴谋论过去被美国主流视为荒谬，但如今却在右派民众中有广泛市场。可以说，“文明安全”成为新版国安报告的焦点，正是特朗普迎合并引导这股民意的结果。
总的来说，新版国安战略报告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特朗普政府将重新审视自身的文明根基和内部团结，把确保“美国文明”延续摆在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这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逻辑截然不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将产生不同以往的影响。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尤其关注“文明安全”？
如前所述，新版国安战略报告用了大篇幅讨论美国面临的“文明安全”问题，这在历届政府的战略文件中是前所未见的现象。报告强调保持美国文明活力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必须让最优秀的人才（暗指真正的美国人）得到应有的位置和尊重。报告警告，美国社会正受到某些激进思潮的侵蚀，例如以身份政治替代能力原则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让平庸者因为所属群体身份而凌驾于能者之上”，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创新力和繁荣。正因为此，特朗普政府将其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首要威胁。
这种前所未有的“文明焦虑”背后，是美国社会近年来的人口与文化变迁。特朗普本人和许多支持者对美国白人人口比例持续下降深感担忧。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两百多年的辉煌成就是白人以及其他族裔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不可否认主要是在白人领导下取得的；虽然出现过奥巴马、鲁比奥、赖斯等优秀的少数族裔精英，但整体而言少数族裔的人才储备和素质不如白人。因此，在这些人看来，如果本世纪中叶白人成为美国少数族裔，那么美国文明将发生根本改变——美国可能沦为“另一个墨西哥”或“另一个巴西”，原本引以为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不复存在。
特朗普政府相信，美国目前的许多乱象根源在于人口结构剧变和核心价值观动摇。例如，他们指责民主党大力引进移民，是为自己培植选票，甚至暗示民主党通过移民“偷窃”选举成果。特朗普本人反复声称，民主党人希望利用庞大的移民人口改变选民结构，进而永久执政。正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所概括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确实有强烈的政治企图，他们公开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赢得选举’”。对于这种被右派称为“种族替代”的图谋，特朗普选择采取严厉手段打击。特朗普2017年第一任期期间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只提到移民和边界问题，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文明安全”的高度。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加变本加厉打击非法移民，甚至连合法移民也一并收紧。到2025年中，美国移民总数出现六十年来首次负增长。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美国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文明安全”议题并不限于美国国内，而是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他的支持者强调要通过复兴各国的民族主义、重振传统价值观来挽救西方文明。在他们看来，如果文明基础垮塌，再强大的军事实力、再优越的制度也无法保障国家安全。只有守住文明根基，美国才能延续其创新活力和全球领导地位。
二、“文明”概念从边缘术语到美国大众接受
“文明”一词在美国的政治和学术主流中，一直是比较边缘的概念。长期以来，美国政界更习惯用“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而很少公开谈论“文明”差异。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强调文明差异容易被视为带有歧视色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冷战后的美国精英相信自由民主价值观具有普世吸引力，可以化解不同文明间的矛盾。
20世纪早期，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等曾预言西方文明将陷入衰落，但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一直不入流，反倒在非西方国家引起一些共鸣。20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学科兴起并出现各种宏观理论流派，但各个理论流派都没有将“文明”视为国际舞台的基本行为体。“文明”则被认为过于模糊宽泛，缺乏分析实用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一度引发轰动和争议。然而在当时，美国主流舆论对亨廷顿的观点并不买账。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看法过于悲观，甚至有煽动仇恨之嫌。许多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忽视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相较之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最终将在全球普及——在90年代的美国反而更受追捧。
即便是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美国社会主流也不愿意将事件定性为“文明的冲突”。美国学界政界普遍相信，即使不同文明之间存在价值观和利益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都可以通过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来弥合。自由民主被视为各文明之间能够达成的“最大公约数”。在这种信念下，强调文明之间根本性对立被认为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在相当长时间里，“文明”概念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和隐身状态。一方面，美国自视为移民国家和“文化熔炉”，强调各种族裔、宗教背景的人都能融入“美国文明”；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战略关注的是别国是否接受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而不是探讨各国文明的独特性。
美国主流精英长期坚信，没有任何文明会拒绝自由民主价值。在冷战后的乐观氛围中，美国精英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适吸引力，可以在各文明传播开来。亨廷顿也曾警告美国不要试图用西方文明改造非西方文明，然而美国许多决策者依然相信，通过自由贸易、和平演变甚至军事干预，都可以使非西方国家走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正因为此，在美国主流观念里，根本不存在所谓威胁美国文明本身的“敌对文明”。他们更关心的是别国的制度性质，而不是那个国家属于哪种文明传统。“文明”并不是美国划分敌友的主要尺度，“制度/意识形态”才是。
然而，特朗普的出现及其倡导的“文明安全”理念，却将原本边缘的文明话语带入了大众政治。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曾以大胆言论吸引选民，其中不少话题涉及文化和族群，大多隐含着恢复传统美国文化自信的意味。当时，虽然特朗普还没有完整的理论框架，也未直接使用“文明”这个概念，但他已经捕捉到了许多美国普通白人心中的不安。虽然特朗普的很多观点离经叛道，但是被很多美国老百姓认为符合自己心中的“常识”。尽管如此，当时特朗普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回答美国文明受到威胁的原因以及谁是美国文明的敌人这个问题。
三、特朗普“文明安全”理念及对华态度的演变
特朗普执政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明安全”并未被官方明确提出。他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文明面临威胁，也没有回答如何才可以消除这种威胁。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特朗普本人对“文明安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演变，政策上也走了很多弯路。
第一阶段（2018-2019年中）
特朗普执政初期，主要将中国视为经济和地缘上的竞争者，尚未明确将美中之争定义为文明冲突。但在对华发动贸易战期间，其团队内部开始有人提出“文明对抗”论调。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的言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她公开称美中竞争是与“截然不同的文明”较量。她表示，冷战时期美苏之争其实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而美中关系则是迄今前所未有的、迥然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抗。斯金纳甚至直言：“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这番话等于把美中冲突定义为跨种族、跨文明的对决，突破了美国历届政府对华定位的惯例。
斯金纳的表态虽然大胆，却迅速被内部叫停。面对各界批评，特朗普政府担心若坚持这种论调会在国内和盟友中陷于孤立。包括反华鹰派议员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将中美冲突描述为文明对抗是不当做法，既不必要也很危险。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快淡化了这种提法，特朗普第一任期并未在官方层面推动“文明安全”议题。斯金纳本人在几个月后即离职，该表述也没有再出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文件或高官讲话中。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文明安全”探索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2019年中-2020）
在第一阶段受挫后，特朗普政府尝试了第二种策略，将文明冲突伪装成意识形态冲突，借“反共”来构建跨党派对华强硬共识。从2019年中开始，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便主导了一场全面的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他们放弃直接诉诸文明、种族差异，而是把矛头指向意识形态。2020年7月23日，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著名演讲，系统阐述其对华政策思想。他在演讲中声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那么中国必将改变我们”。
蓬佩奥担任国务卿和卸任之后的形象对比（图片来源：《纽约邮报》）
然而，蓬佩奥的意识形态攻势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美国两党虽然都认同中国是主要战略挑战，但在如何定义这场竞争上仍有分歧。两党建制派更倾向于从价值和同盟角度对抗中国，拒绝接受“文明冲突”的种族论调。蓬佩奥是希望通过意识形态冲突来转移美国内部面临的文明危机，通过渲染中国这个外部威胁来增强美国内部的团结，但事实上这种策略的效果并不好。更关键的是，特朗普团队中的人一度也开始怀疑：中国真的对美国文明构成威胁吗？他们固然相信中国影响美国经济利益，但美国国内的所谓“文明没落”真是中国导致的吗？有人宣称，美国国内的身份政治和平权运动是“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这种联系显然非常牵强，他们自己也很难相信。
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对“改变中国”这种理想主义口号反应冷淡。特朗普内部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美国文明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内生的，比如国内政治极化、种族矛盾、大学精英的失职，等等。把这些内部矛盾都归罪于中国，就好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并不能让选民信服。他曾经一度将竞选对手称为“北京拜登”、“瞌睡乔”，但是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特朗普更倾向于相信有“深层政府”在算计他，中国并未从中作梗。
第三阶段（2021-2024，特朗普在野时期）
2021年拜登上台后，特朗普失去权力，在野的四年里深陷一系列官司和调查。这段时间特朗普很少再大肆攻击和抱怨中国，反而一心将国内“选举舞弊”、“司法迫害”等视为主要敌人。在此期间，他极少高调谈论中国问题，而是将火力几乎全部对准美国国内他视为敌人的群体——无论是民主党政客、部分共和党不忠者、司法机构、情报机构等。他在集会上称南希·佩洛西、亚当·希夫等民主党领导人是“内部的敌人，比中国和俄罗斯更危险”。这种说法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思想的转向。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集会上的言论也印证了这一变化：相比2016年、2020年大选，2024年的特朗普几乎没有使用恶毒的反华言辞。除了承诺上台后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外，他很少抨击中国。相反，他反复强调要“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政客”和对付国内的“敌人”。他甚至暗示，必要时会动用军队对付国内的极端左翼暴乱分子。所有这些，都表明特朗普将“内部敌人”视为比外部对手更可怕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他逐渐与像蓬佩奥这样的极端反华派分道扬镳，以至于2024年11月特朗普成功再度当选总统后，那些在第一任期鼓吹“新冷战”的人物无一进入第二任期班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专注内政的忠实支持者。这表明特朗普在酝酿重返白宫的过程中，对华态度已发生根本转变：他逐渐认为美国文明的衰落并非中国造成，中国不是导致美国社会“极端平权”思潮泛滥的黑手，两者几乎没有关系。在他的思想中，“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已经脱钩了。
第四阶段（2025年重新执政后）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正式确立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新思路：明确区分内部敌人和外部竞争者，不再将中国视作美国文明的敌对力量。报告对欧洲的批判远多于对中国的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报告中没有再高喊涉华老调，而是把“反民主”的帽子扣给了欧洲精英，批评欧盟“压制自由”、扼杀欧洲民族国家的活力。与此同时，报告在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只字未提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问题。对台湾问题，新版报告采用了相当谨慎的表述。可以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官方战略文件，已经完全舍弃了上一届政府那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华措辞。
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在于，特朗普认清了美国真正的“心腹大患”在国内。他认为，是美国自身精英阶层的错误政策——如放任非法移民、搞“多元文化”导致社会离心离德——动摇了美国文明根基，而不是外部的中国从中使坏。在特朗普眼中，美国的民主党政客、金融寡头、大学知识精英和大批外来移民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共同威胁着美国的文明安全。相比之下，中国并未参与美国内部这些矛盾纠葛，更非美国文明衰落的主因。报告在谈到中国时主要聚焦经济领域，如宣称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以注意到，报告对中国的措辞明显缓和许多，强调与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对抗”，甚至表示不再追求“美国永久主宰全球”的霸权幻觉。这实质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愿意接受中美力量某种均势和平共处的思路。
四、MAGA阵营内部对华态度的分化及前景
上述分析显示，特朗普本人对华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特朗普的观点未必代表整个MAGA阵营对华看法的全部。一如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MAGA阵营内部对中国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未来特朗普卸任后，其继任者或MAGA阵营其他领袖可能再次调整对华立场。因此，有必要梳理MAGA内部不同派别对中国的态度及其可能的演变。
根据美国全球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最近的一项调查，特朗普支持者中大多数人实际上支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持此态度的人数约为反对者的两倍。然而，该阵营内也有不少人对特朗普目前处理对华问题的方式不满。一些激进支持者反对特朗普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愿看到他给更多中国学生发放签证，还有人要求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彻底脱钩。可见，MAGA基本盘中也存在明显的对华疑虑。
未来MAGA阵营内部可能围绕对华政策出现更多分歧。这些分歧大致可以将MAGA内部对华态度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幕僚。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人。这些人其实是MAGA民粹群体中相对精英化、务实的一派。他们多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名校，骨子里并非顽固派。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或种族主义不是亟需遵循的原则，利益才是优先考虑。特朗普本人对中国文明并无明显的仇恨态度，即便在第一任期也从未发表过辱华或蔑视中华文化的言论。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经贸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愿意谈判。这种灵活变通，说明特朗普这一派并非逢中必反，而是将中国视作可以谈判交易的对象。
第二类：强硬民粹主义者。这一群体以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鲁默（Laura Loomer）、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等人为代表。他们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往往对任何外国势力都持怀疑和敌意。这些人主张美国应进一步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呼吁禁止中国留学生、关闭孔子学院等。2025年，特朗普宣布拟扩大发放中国学生签证至60万个名额，英格拉汉姆就在节目中当面质问特朗普，这么多中国学生是否会挤占美国学生名额？特朗普则辩称其他外国学生也一样，并揶揄地反问“你觉得法国人就更好吗？”。不过，他未来依然不得不考虑这批极端支持者的诉求，因为他们有相当高的民意基础，是特朗普政治上的基本盘之一。然而，由于这些人的观点过于偏激，在全国大选中缺乏吸引中间选民的能力，他们本身并不可能单独执政上台，只能依附于特朗普这样的领袖。
第三类：班农式“文明冲突派”。以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班农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曾将当代中国称为“中华帝国主义”的延续，鼓吹美国要发动全球舆论战、文化战来对抗中国。不过，近来班农对中国话题的热情有所下降。他卷入多起法律诉讼，精力被牵制。同时，特朗普思想的转变也可能影响了他。毕竟在美国国内真正给班农惹上麻烦、让他面临牢狱之灾的，并不是遥远的中国政府，而是美国司法体系本身。这或许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斗争还是在国内。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班农近年来在其节目和发言中减少了对中国的攻击频率，更多聚焦美国本土议题。这一变化意味深长，说明MAGA内部最极端的反华声音也出现了某种疲态或反思。
第四类：塔克·卡尔森式“理性保守派”。福克斯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虽然以言辞犀利著称，但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开放和反思精神。他多次提醒美国右翼，不要被华盛顿建制派牵着鼻子一味反华，而应认真了解中国，理性评估中美关系。卡尔森曾在节目中坦承，中国有许多地方值得美国学习。他举例说，中国不搞身份政治，强调全国团结，这使得中国避免了族群内耗；中国政府长远规划经济发展，重视国家实力，不会在意识形态争执上耗费精力。他指出“中国人拒绝身份政治，专注国家认同，不崇拜多元化而提倡统一，因此他们相信自己终将胜出”。这说明卡尔森并非简单地排斥中国，相反，他愿意以某种谦逊态度来看待中国的经验和成就。总体而言，他主张美中应进行必要对话以消除误解，而不是一味对抗。
第五类：达伦·比蒂式“师华派”。以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任命的代理副国务卿达伦·比蒂（Darren Beattie）为代表。这些人的确属于白人右翼分子，但不仅不敌视中国文明，甚至明确表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在民族政策和国家治理上的一些做法。上任后，他引发巨大争议，因为他过去公开发文为中国的民族政策辩护。有报道指出，众多国会议员要求马上撤换比蒂，因为他的立场不符合美国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他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代理副国务卿。尽管如此，比蒂的任命也意味着特朗普愿意吸纳一些对华温和乃至友好的声音进入决策层。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多个内阁成员对华态度都相对温和或务实，包括一些强力部门的正副手，这和第一任期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MAGA内部的主要争论点还集中在其他议题上，比如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态度和移民政策等。但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议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MAGA内部冲突的焦点之一。直言之，美国社会内部最敌视中国和最希望远离中国的群体，大多集中在MAGA圈子里；同时对中国持开放甚至赞赏态度的人士也存在于MAGA内部。这种分化为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增添了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就应开始思考“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布局。因为特朗普本人相对务实温和的对华态度在MAGA中并非没有挑战者。如果未来换成某位更年轻激进的右翼人士上台，对华政策可能会再次转向强硬。因此，中国既要把握好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窗口期，也要未雨绸缪，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大波动做好准备。
五、特朗普时代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大体上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相较前几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再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攻势。这是由“文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两大概念间的张力决定的。一旦特朗普将“文明存续”视为头号目标，他就不会过度痴迷于输出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述，“文明”话语本身与美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存在矛盾：那些笃信自由民主的人通常不会强调文明差异，反之强调文明差异的人往往对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持怀疑态度。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美国今天之所以陷入严重的“文明安全”危机，恰恰是因为太迷信自由民主的普世力量了。他们认为民主党人放任移民涌入，是痴心妄想凭借美国制度的同化力让所有新移民都变成守法公民，结果弄巧成拙，危及了美国文化的延续。这也是为什么新版国安战略报告对“民主vs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只字未提。可以说，中美之间由价值观差异引发的紧张在特朗普时代有所缓和。
当然，我们不应对此掉以轻心，更不宜嘲笑美国。特朗普高举“文明安全”大旗，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社会自省的体现。而放眼全球，很多国家其实面临类似的文明和人口挑战。例如，日本正经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危机——2025年其人口相比峰值已减少近百万。同样，韩国也面临生育率过低、本国文化认同感下降的问题，这在东亚文化圈非常普遍。只不过这些国家中许多人尚未明确意识到这是一种“文明安全”挑战，还沉浸在自由主义价值下的政治正确话语中。这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当问题被忽视太久才爆发，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在这些国家，今天很多不太主流的观点，甚至是边缘化的观点，在10年或20年之后很可能会成为主流观点。
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有美国智库专家甚至认为特朗普是当今美国政坛对华态度最温和的政治人物之一。这种说法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但不无道理。特朗普似乎更愿意以平视的心态看待中国。他把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文明，认为没必要通过改造中国来证明美国的优越。这种态度在美国政客中确实少见——很多人要么摆出道德高地姿态指责中国，要么出于偏见歧视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在特朗普当政期间，中美很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些不小的机遇。例如，中美之间经济关系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的稳定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不可能实现与中国的真正脱钩；人文交流有可能恢复，但中国应该改变过去以精英为本位的对美人文交流模式；孔子学院在美国可能会起死回生，找到美国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趣点。但我们也要知道，这些机遇并不容易抓住，要想抓住也需要付出不小成本。
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多，我们不能被短期的假象迷惑。当美国开始重视“文明安全”的时候，它就可能会避免掉入一些陷阱。历史上，大国灭亡的原因往往是财政枯竭+内部族群矛盾。苏联就是如此，今天特朗普的改革也就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想见，如果特朗普扭转美国白人比重下降的趋势，成功推动欧洲政治右转，建立起一个更“同质化”的西方联盟，同时在地缘上完全巩固对西半球和拉美的控制，那么接下来这个联盟的假想敌仍然很可能是那个最大的“异质文明”——中国。因此，对中国而言，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内部凝聚力更强的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更有力和统一的遏制行动。这种基于文明认同的联盟或许比过去松散的价值联盟更有进攻性和破坏力。
编辑：Leslie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 
发表于 2025-12-13 12:39:00
